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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政府从何而来 文／ 张良 "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这不是恶意的猜测，不是别有用心的攻击，而是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在认真比较研究后的结论。 这样一个结论意味着我们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在一个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的国家，这是一个大问题。 大问题当然不会被政治家所忽略。在杜钢建看来，近期国家领导人出访取消送迎仪式、减少代表团人员和交通工具等等举措，正是国家领导人正视这个大问题，带头压缩行政成本的开端。这个开端也带给人们一个新的悬念："廉价"的政府从何而来? 把政府的运作开支归纳整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它自身的花费有多少(人员及办公费用问题)?它替国民花费的有多少(建设投资问题)? 高行政成本的弊端及成因已有诸多论述，其核心是全能政府观念下的审批制度，审批的无节制几乎是必然导致机构臃肿和贪污腐化。在"我请客，你买单"的官场"政绩思维"下，大项目、大工程往往是丁吃卯粮，在吞噬更多的社会财富。 建设一个"廉价"的政府，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没有人能开出立竿见影的药方。过去的历程告诉我们，"廉价"政府可能并不始自宏伟周密的精简计划，而应从政府信息透明化开始。没有透明，我们无从知道新的精简方案是否会导致更大的成本，也不知道在实施这些方案时，会有多少新的同类问题产生。 2002年中央政府决定将某事业单位"按照市场化原则推向市场"时，有关职能部门为此花费了100亿元人民币的"改革费用"。这样的"削减成本"方案只会让人感到吃惊和愤怒。而对1998年至2001年的机构精简，有关部门至今仍无法提供改革成本的准确数字，我们只有从货币化"工龄买断"、住房无偿拥有、政府支付高昂的学位深造费等等"改革措施"，推测政府支付的成本无疑太大了。 作为大工程的代表，三峡工程的顺利蓄水不仅让人开心，也让人宽心。人们对它的信任源自其投资论证的周密、分析争议的充分及在全国人大的专项审批中表决的透明。在这样的程序下，人们有理由相信，超出合理开支的成本已被压到最小。即使它是上千亿的投资也将是一个清晰的、从而是"廉价"的投资。 反之，在投资总额比三峡工程更大的南水北调项目上，我们感到了决策过程的匆忙和模糊。它的廉价与否只能寄希望于不可靠的政府自律上。 一场SARS风波使施政的透明化成了迈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种氛围下，《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草案)》的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已在近期完成，这是一个更有价值的良好开端。一个"阳光下"的政府才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廉价"的政府。假象是不合理行为的温床，而真相才是人们准确评判政府和采取措施的开端。 (摘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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