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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魂的大学 文 / 董健
前些年我还一直抱定一个信念：哪怕社会上每一个领域都浸染了腐败之风，大学校园还是会坚守住一块"最后的净土"。譬如在国民党统治下最腐败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以及官方色彩重一些的中央大学等，都始终作为腐败社会中的一股强大的"清流"而存在着，它们标志着一个民族之文明与良知的不可磨灭，标志着一个民族对真理、正义的追求，即使在十分艰难的时日也没有放弃。然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教育与学术腐败，把我这个信念彻底粉碎了。清流难抵浊浪，净土已被污染！ 不久前问世的长篇小说《桃李》中，一位法学院的邹教授，把自己手中的专业知识作为获取金钱和美女的资本，他既搞"教学"、做"学问"，又办公司、揽生意，完全是一个挂着"教授"、"博导"头衔的当代市侩，但他深得院方赏识，也颇受学生的崇敬。有人说，这是当代高级知识分子为了追求"快乐"原则而世俗化、市民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之下必须的"转型"。显然，这是十足的胡说。这"转型"恰恰是腐败的代名词。知识分子如果要这样"转型"，那不过是以前极左专制路线下叫他们"改造"实即毁灭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中国大学的失魂并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中国特有的教育管理体制破坏教育规律的结果。这一管理体制的根基正是建立在计划经济时代僵化的官僚作风与市场经济时代市侩式实用主义的结合上。 这样的管理体制，它既要坚持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控制教育的惯性，又要把教育当作"产业"推向市场，这就恰如"吃热的冰淇淋"，自相矛盾。掩盖"名"与"实"的矛盾的惟一办法，就是造假。因此，中国教育界与学术界的造假行为恐怕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鲁迅当年痛斥中国是一个"游戏国"，就是深切地感到了中国人造假的厉害。中国人造假是颇有文化根基的，譬如玩弄一个修辞上的小计谋，就能堂而皇之地掩盖事物的丑恶本质。记得一九九二年我访美时，美国同行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不少小学、初中都有高额收费，这是犯法的--违反了九年义务教育法，教育当局为什么不被起诉？"我回国后向有关方面汇报此事，一位领导竟然批评我没有把洋人的"攻击"顶回去。他煞有介事地说："那不叫'收费'，那叫'赞助'，赞助教育在各国都是提倡的嘛！"我去查问，果然，你不说"赞助"，人家就不收你的钱，小孩子就入不了学。明明是硬性规定的收费，是犯法的事，但名目一改，天下太平。这样的"逻辑"，这样的"修辞"，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不知掩盖了多少丑事！还记得有一年原国家教委一位司长来我校"视察"工作，我当面向他反映："现在评博士学位点，有的校长带头四处活动，贿赂说情，严重干扰了评审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位司长很不以为然地说："主动出去疏通疏通，使评委了解情况，还是很必要的嘛。"你看妙不妙，"贿赂说情"一下子就成了"疏通情况"。十多年来，博士学位点评定工作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屡禁不止，不就是因为现行体制下的"逻辑"和"修辞"还在支持着它，掩护着它吗？ 许多"繁荣景象"也在类似的造假中被制造出来了。诸如科研基地、重点学科、科研项目的评审，博士学位点、博士生导师、科研成果奖的申报与评定，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的培养……一切看起来从未如此"正规"过。然而人们并不把心思真正用在教育与学术的本身，而是将此作为谋取直接的经济或政治利益的"敲门砖"。只要"门"一敲开，"砖"即丢之不惜。于是走过场、讲形式、重包装等诸多虚假不实的东西越来越多。在这当中，不仅"量化"的评估体系严重地损害着质量的保证，而且某些掌握着实际权力的人物也趁机大捞"好处"。北京大学王铭铭抄袭丑闻曝光之后，社科院一位前辈告诉我："王铭铭虽然很不光彩，但他不过是一位小小的'窃钩者'，更大的剽窃者自有体制保护，谁也抓不到！"我知道这指的是某种大项目的"领导者" --他利用手中之权，"申请"到一个"大项目"，手上就有一大笔钱，于是就有不少人投到其门下拿这笔钱去运作；终于砖头一样厚的"学术专著"出版了，这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权势者便是"主编"，大名赫然印在书上。再说说博士学位点吧。在西方大学里，指导博士生本是极平常的事，教授、副教授、讲师均可为之。但在中国却把"博导"当成了比教授更高一级的头衔。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刚评"博导"时，还有一批老学者把关，确实从众多教授中选拔出了一些优秀者，但在后来腐败之风的浸染之下，"博导"便泛滥起来。抄袭造假、贿赂说情等种种丑行越来越猖獗，而且各�；ざ�，捂盖子，于是揭发愈加困难。 我是大学失魂的见证人。我觉得，发生在大学里的腐败，最可怕、最令人担忧的，还不是虚夸造假之风，而是一种深层的质变--大学染上了官场、商场的恶习，科学与人文创新的锋芒断了、钝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严重恶化。 今天的教授们在"利"的诱惑下，在"体制"的驱赶下，他们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追求真理、护卫良知的精神几乎化为灰烬。他们比上一世纪四十年代的大学教授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有的还开上了小汽车，但精神状态却远远不如后者。他们为了一己之名与利，对不合理的现行体制不惟毫无批判的精神，反倒是"习成软熟"，非常善于适应与迎合"体制"的要求。 记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在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其中讲道："闻一多是在黑暗的年代被杀害的，倒下的是肉体，站起来的是他的精神。而我们这一代活过来的知识分子，与闻先生恰恰相反，肉体是站着的，精神却往往部分或全部地倒下去了。"此话很不讨好，但它说的是事实。当今，大学失魂，教育腐败，知识分子精神萎缩，这三者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互动的。因此，我对大学之魂的归来，寄希望于教育体制的改革与知识分子精神的重铸。 （摘自《都市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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