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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自律 现今有些中国学者的姿态很有意思。一方面，他们处在改革的岸上，指点改革中的种种问题，充当社会评判人角色；另一方面，不知道在哪一天，他们脚下的土地就会崩塌，他们会被抛到改革的大潮中去。这种生存的危机与评判人应有的超脱之间的深刻矛盾，使得中国的学者处在一个自身的定位必须时时调整的局面。昔日那种独守青灯，埋头做学问的景象越来越少见了。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学者匆匆的脚步，以及他们申报的一个又一个短平快的科研项目。这种新的姿态对中国学者学术观念的改变未尝不是好事。但由此引发出一个问题：面对那些涉及到自身的改革举措，学者该如何表明立�。� 一个最通用的回答是：只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学者即使失去一些既得利益也应该欢呼。但是，这种大而化之的标准答案可能实际上是在回避问题。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学者，同时也是公司的董事，假如董事会作出的决议与自己的理念不合，他将作出何种选择？ 吴敬琏先生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吴先生不仅是位学者，而且还是几家大公司的独立董事。他认为独立董事要有忠诚的义务，特别是要忠诚于小股东。而事实上他这个独立董事是由股东大会选举出来的。如果大股东所选出的董事会作出的决议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吴先生该如何处置？吴先生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使用了法律上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小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董事凡是投票赞成的，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且不说，董事如何承担责任，我国有没有这样的制度，即使今后的法律规定了小股东的这一权利，最终投反对票的独立董事们还是会被大股东「炒鱿鱼」。这是一个生存与死亡的沉重话题。学者可以同情弱者，但在资本市场上，弱者是没有多少生存空间的，如果没有制度的刻意�；�，没有学者的理念支撑，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将会是一句空话。如果强烈要求�；ぶ行」啥睦妫д呖赡芑崦媪僮陨淼纳嫖；�。 实际上，学者面临的困境还不止这些。有人问吴敬琏先生，「您怎么样能够保障您在向政府提建议的时候，不会融入您所在企业的这些利益因素呢？」吴先生回答，独立董事有两项义务，一是诚信的义务，一是勤勉的义务。他特别强调要非常忠诚于股东，特别是小股东。这实际上是说，当我向政府提建议的时候，应当为公司的利益着想！相信这不是吴先生的原意�？赡苁窃诜锰附谀恐�，吴先生无法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彻底。但由此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当代学者会不会成为某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会不会成为某些经济组织的特殊说客？ 我们过去经�？吹窖д叨砸恍┲卮笪侍獾钠缆郏亢撩挥锌悸枪庖黄缆郾澈笏毯睦嫠咔�。但是当一项改革措施出台后，某些企业或团体组织大规模的「研讨会」、「恳谈会」，学者们通过会议大量地发表自己的评论，试图以「第三者」的身份影响或改变这一改革的措施，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学者的立场产生怀疑：这是不是一场有预谋的影响或改变政府决策的「集体行动」？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单纯的学术争论还是有的，但当大量的利益集团在学术活动的背后若隐若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警惕学者的分化。这种分化不是政治或理念上的分歧，而是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上的分歧。在这里，重提学者的操守或者学者的立场就很有必要了。吴先生谆谆告诫：我们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应该自律。他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应该为人民的利益立言。吴先生更是身体力行，他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多次给予无情的批评，他揭露基金黑幕，怒斥无视规则的证券交易行为，表现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 今天我们重提中国学者的姿态问题，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学者错位现象。有的学者一旦被封了个官职，搞起腐败来与某些官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对某种体制痛恨无比的学者，一旦走上领导岗位，立即成为这种体制的强有力的维护者，知识分子应有的操守荡然无存。这是社会的悲哀，更是中国学者的悲哀。吴先生呼吁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官员，要给知识分子敢于直言的环境。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强调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自律精神，面对改革的大潮，不要被淹死，也不要迷失自己的方向。 摘自《南方周末》200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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