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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编者按：2000年莅临前的两个月，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约请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共同制作一个大型电视文化节目《千禧之旅》。摄制组从希腊雅典起步，途经埃及、以色列、约旦等国，驱车寻访人类文明的古迹，并于2000年第一天登上喜马拉雅山，最后抵达北京。节目每天在电视里播出，而余教授沿途写作的《秋雨日记》也别有意趣。本刊选摘部份，以飨读者。 安曼偶遇杜月笙后人 夜间抵达安曼，只想到找一个地方去填饱肚子，即便是最粗劣的餐食也不会计较了。车过一条安静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盏大红灯笼，喜融融的红光分明照着四个篆体汉字：中华餐厅！急匆匆冲进去，几个服务生都是约旦人，用英语招待，但我们的嗓门引出了厨师，一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于是，一杯茉莉花茶打头，然后让我们瞠目结舌地依次端出了：红烧大黄鱼、乾煸四季豆、蘑菇□豆腐、青椒炒鸡��！ 筷子慌乱过一阵，心情才慌乱起来，这是到了哪里？我们遇到了谁？墙上还悬挂着各种中国古典乐器，又有几幅很大的旧戏照，我和妻子对此还算内行，是《四郎探母》和《春香闹学》，演员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称一流。 直到上面条之前，主角出场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国老者，笔挺的身材，黑西装，红领带，南方口音，略带一点四川腔。按照中国人历来打招呼的习惯，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安徽合肥东乡店埠，妻子抚掌而笑，逗引他说了一通合肥土话。他叫蒯茂松，71岁，曾是台湾政府驻约旦大使馆的上校武官，1975年约旦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他就不回台湾了，留下来开中国餐馆，至今已有25年。 幸好原来使馆的一位上海厨师助他，现在的几位厨师都是从大陆招来的。25年下来，这家中华餐厅在约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联酋开了一家等级更高的分店，生意都很红火。连侯赛因国王和王后也到这里来用餐，他一边说，一边习惯地用餐巾擦拭着盘子，用眼睛余光注意着每个顾客的具体需要，敏捷地移过去一只水杯，一瓶胡椒。我们问：「这么晚了，你自己吃过晚饭没有？」他说：「侍候完你们再吃。」他轻松地用了「侍候」两个字，使我们无颜面对他的年龄。但奇怪的是，他的殷勤一点也没有减损他的派头。派头何处？在形体，在眉眼，在声调，在用词，在对一切人的尊重。我们又问，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居住几十年，思乡吗？这是一个很好回答的一个问题，但他的答案出乎意料：「不，不太思乡。对我来说，妻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对妻子来说，从小与她相依为命的阿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我们非常具有适应性，又好交朋友，到任何地方都不寂寞。我们天天闻到从中国运来的蔬菜食品的香味，各国客人到我这里来品尝中国菜，我是在异国他乡营造家乡。」 「怪不得你还搜集了那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号」。我指了指满墙的乐器、戏照说。 「戏照用不着搜集，那是我妻子�！顾辖羲得��！改闾�？」我有点吃惊：「她的表演姿势非常专业，怎么会？」「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叫姚谷香，艺名姚玉冬，杜月笙先生的夫人�！埂刚饷此担闶嵌旁麦舷壬呐�？」我问，他点头。 这种发现，如果是在上海、香港、台北、旧金山，我也就好奇地多问几句罢了，不会太惊讶，但这儿是沙漠深处的安曼，于是，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允不允许我们明天到他家拜访，看望一下蒯太太？蒯先生眼睛一亮，说：「这是我的荣幸，我太太一定比我更高兴，只是家里太零乱，太简陋了，怕怠慢。」 蒯先生家在安曼三圆环的使馆区，汽车上坡、下坡绕了很多弯，蒯先生说声「到了」，我和陈鲁豫（节目主持人）刚下车，就看到一位红衣女子迎过来，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谁也无法想象她已经71岁高龄。他们住在二层楼的一套老式公寓里，确实非常朴素，就像任何地方依旧在外忙碌，没有心思搬家、理家的中国老人的住所，但抬头一看，到处悬挂著书画，都是大家名作�；峥褪依镆寻才帕撕眉概谈獾�，而斟出来的都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热情健谈，一高兴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20岁才离开，我问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处房子里，她取出一张照片仔细指点，我一看，是现在上海锦江饭店贵宾楼第七层靠东边的那一套。正好陈鲁豫也出生在上海，于是三人交谈就夹杂着大量上�；啊Ｎ颐歉行巳さ牡比皇窃缒晁敫盖咨畹囊恍┣榭�；她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不讲的上�；�，今天可以死灰复燃，蔓延半天。 「我母亲1928年与父亲结婚，在结婚前，华格镍路的杜公馆里，已经有前楼姆妈沈太太、二楼姆妈陈太太、三楼姆妈孙太太，但只有前楼姆妈是正式结婚的，她找到还未结婚的我母亲说，二楼、三楼的那两位一直欺负她，为了出口气，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那么年轻，又是名角，也讲究名分，1931年浦东高桥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轰动，我母亲坚持一个原则，全家女眷拜祖宗时，由她领头。那年我2岁，我母亲生了4个，我最大。」 「父亲很严厉，我们小子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50块老法币。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父亲的职能由母亲在承担，而母亲抚育职能则由阿姨在承担。后来到了中学，家里如果来了外国客人，父亲也会让我出来用英语致欢迎词。有时我在课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里来了贵客，父亲要我去陪贵客的女儿。母亲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要依仗父亲的名字，除了一个杜字，别的都没有太大关系，要不然以后怎么过日子？这话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我后来一再逃难、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过去。」 陈鲁豫问，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两位老人都笑了，还是杜美如女士在说：「那是1955年，我们几个上海籍女孩子到南部嘉义去玩，参加了一个舞会，见到了他，但我是近视眼，又不敢戴眼镜，看不清，只听一位女伴悄悄告诉我，那位白脸最好，她又帮我去拉，一把拉错了，拉来一位正在跟自己太太跳舞的男人……当然我最后还是认识这位白脸了，见了几次后，他壮着胆到我母亲那儿准备提婚，正支支吾吾，没想到母亲先开口，说看中了就结婚，别谈恋爱了。原来她暗底里作了调查……」 蒯先生终于插了一句话：「我太太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应一切不好的处境，包括适应我。」 「是啊，」杜女士笑道：「我遭遇过一次重大车祸，骨头断了，多处流血，但最后发现，脸上受伤的地方成了一个大酒窝！」我们一看，果然，这个「酒窝」不太自然地在她爽朗的笑声中抖动。她50多年没回上海了，目前也没有回去的计划，而不回去的原因都是用地道的上�；八党隼吹模骸缸±沾说匚鹧崞��！秆崞苟趾苣逊搿� 她说，心中只剩下了两件事，一是夫妻俩都已年逾古稀，中华餐厅交给谁，他们的儿女对此完全没有兴趣；二是只想为儿子找一个中国妻子，最好是上海的，却不知从何选择。她把第二件事郑重地托付给我。我看着这对突然严肃起来的老夫妻，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烦心事，只不过长期奉行了一条原则：把一切伤痕都当做酒窝。（11月4日、5日） 摘自《新民晚报》1999.11.27） |
最近更新日期：2000年03月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