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

这位做父亲的人名字叫何松林，我管他叫老何。

老何是1949年出生的人，今年整五十，他是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当中最普通的一个，普通得走在大街上谁也不会对他多望上一眼，普通得我在这里说出他的名字差不多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老何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老何这一生的经历可以用「艰辛」这两个字来概括。他年轻的时候很有抱负，充满了理想和热情，渴望着拥有一份自己锺爱的工作并且为之奋斗一生；他特别崇尚文化知识，固执地认为文化人和知识份子全都是文曲星再世，是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因此他总是对这样的人充满了敬仰之心。老何自己小时候也做过文曲星的梦，但是老何的家境贫穷，不能给他更多念书的机会，他只读了几年书就辍学了，跟着邻居学手艺，然后报名参加招工考试，以优异的成绩录取进了铁道部第四勘探设计院，当上了一名电影放映员。老何没有做成文曲星，但他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觉得像他这样的人能拥有这样一份工作已经很不错了，他成年累月地往荒山野地里跑，扛着他精心保养的放映机，去为那里的铁路勘探设计者们放电影，放《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放《铁道卫士》，放《满意不满意》。每当老何拉起大白布屏幕，对好镜头，启动放映钮，然后在放映机边坐下来点上一支烟的时候，他都会喜滋滋地在心里想，我这带来的也是光明和希望呢，我也离着文曲星不远呢。

老何后来成家了，他的妻子是一位善良厚道的农村姑娘，她为老何带来了家庭的温暖，也为老何生下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老何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女儿，爱他这个家，他的妻子因为长期没有城市户口，一直找不到工作，两个女儿因为户籍政策的原因，户口随母亲，也长期没有城市户口，上学得多交一笔托管费，全家四口人的生计，全由老何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老何的工资最少时只有三十来块钱，这些钱要应付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但是老何一点也不悲观，他和妻子一起去菜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回来吃，他笑眯眯地给两个女儿讲文曲星的故事，他很认真地擦拭着他的电影放映机，然后眯着眼坐在一边，静静地想着光明和希望，想着那些让他敬佩的文曲星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老何觉得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他和他的家人有着健康的生命，他是应该感激了，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呢？

后来就有了灾难。

先是老何自己。有一次老何去岳阳工程点为那里的工程人员放电影，正好碰到了当地发大水，老何申请参加了抗洪防汛抢险队，跳进洪水里去抢险，结果染上了血吸虫病，后来又转化为严重的肝硬化。老何的身体垮了，他不能再工作了，不能再为荒山野地里的那些人们带去光明和希望了，他办了劳保，病休在家。

然后是老何的大女儿。老何的大女儿在读高中一年级的那一年被发现患上了脊髓肿瘤病，并且被几家大医院宣判为不治之症，在很短的时间内，手以下部位完全瘫痪，躺倒在了病床上，这个能歌善舞、有着许多梦想的十五岁的女孩子一下子就失去了生命里的红舞鞋。

那是灾难。老何说。那是雪上加霜霜上落雹的灾难。老何说。老何差不多已经被这连续袭来的灾难击倒了。老何在夜里捂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了。老何在被窝里哭过以后就在那里擦乾眼泪，揭开被子钻出来，去给女儿讲文曲星的故事，然后帮妻子去菜场上捡别人不要的菜帮子。老何有时候会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是在那里忙碌着，为女儿的病无休止地奔波，外出帮人做点事挣点钱补贴家用，守着妻子说几句宽慰的私房话，脸上带着不肯放弃的笑容。老何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天可以垮老何不能垮，老何垮了他的家就没有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就没有了。老何是他那个家庭上空撑着的一片天，它何觉得他就是那片天，他把那片天撑得严严实实的，即使是长冬不去的日子，老何也在那片天空之下保存住了足够的阳光。

老何家的事后来被社会知道了，社会向老何家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有很多善良的人们给老何和他的女儿写信，鼓励他们战胜灾难，还有人给他们寄来了钱。老何的大女儿不想依赖人们的接济，她想自食其力，同时她还想帮助别的在困境中生活着的人们。她顽强抵御着病的摧残，办起了一个电话亭，她给他的电话亭取名叫「朋友电话亭」，她在电话里和需要帮助的人谈心聊天，并且把电话亭几年时间里的营业收入一万多元钱全部捐献给了社会。1998年长江流域发大水，她打算再一次向灾区捐赠，她故意对老何说，我们捐100元钱吧？老何说，那怎么行，我们小时候在乡下，邻居家里要是遇了灾，我们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送给邻居，我们有多少捐多少吧。结果老何家捐了1000元。老何的女儿说她早已从父亲那里学到了怎样面对生活，她不想抱怨命运，她只想把她得到的那些温暖捂得热热的，然后交还给这个社会。

有一次我和老何聊天。我问老何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老何说，好多了，现在好多了，单位照顾我，给我办了退休，工资一下子比过去多了不少，七百块呢，一家四口人足够用的了。我说，七百块呢，一家四口人足够用的了。我说，七百块钱，四口人用，平均二百元不到，在一座大城市里生活，也不能说足够了吧？老何满足地说，怎么不能说是足够了？现在我们根本不用去菜场上捡菜帮子了，当然是足够了。我说，如果有可能，总得把日子过宽裕点吧？你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女儿的电话亭收入，自己总该留一点补贴家用呀，怎么全部捐了呢？老何说，也不是故意要捐的，最早女儿办电话亭，是想自食其力，帮我撑撑这个家，后来女儿接了很多可怜人的电话，女儿很不安，提出来用电话亭的收入帮助那些人，我们全家人都同意，女儿得了别人的关心，她也想关心别人，女儿她很懂事。停了一会儿老何又说，我们欠这个社会的，我们欠那些好人的，我们想还债。

老何是轻轻地说出后面这句话的。

老何的大女儿名字叫做何燕妮，武汉市十大杰出青年，湖北省人大代表，被传媒誉为「轮椅上的爱心姑娘」，她和她的「朋友电话亭」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现在每天都有很多的电话和信件从全国各地飞往她的「朋友电话亭」，她还在电视台主持残疾人专栏节目，并正在筹备在英特网上开辟残疾人网站，打算把她那些残疾人朋友的情况通过网站介绍到世界各地去。

但老何仍然是那个普通的老何，那个走在大街上没有人会认识、说出他的名字来没有人会知道的老何，只不过他同时还是做着妻子的丈夫、女儿的父亲、撑起家庭一片天空的老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