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北京）

到故宫去参观，踱过钟表馆，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陈列品，从皇家的这种喜好，便可了解中国人性格中，不那么保守、固步自封和顽固地拒绝外来事物的一面。《红楼梦》中刘姥姥到凤姐房里，忽听咯当咯当的类似打罗筛面的响声，可见钟表这类西人的奇技淫巧之物，也已播及贵族阶层和寻常百姓家了。如果那时有卡拉OK的话，估计怡红院群芳开夜宴的话，芳官就该手执话筒，与众小姐合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生日快乐）。

我们知道，老辈子，中国人过生日，寿桃是少不了的。如今，还保留这种古老风俗者，已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送西式蛋糕了。而且，至少在城市里，一定会点蜡烛，一定会齐唱《祝你生日快乐》，还要用英语来唱。说实在的，西风东渐，尤其这二十年，这速度还真是够快的。因此，由过生日联想到过大年，指望还能有王安石《元日诗》那样的年味，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所提到的屠苏酒，恐怕近现代的中国人，都很陌生，不知为何物；被门联代替的新桃旧符，也许只有民俗学家知道什么模样，和它的辟邪用途；至于鞭炮，在更多城市禁放以后，我猜想，两三代人以后，说不定也会对　哩啪啦的声响，感到莫名其妙的。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初一，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次第从小起。」这种到了宋代王安石还在过的年，明清以后，到民国，就不再如此这般的繁文缛节了。人类是一个不停变化的过程，社会的发展，也是不会有休止符的。过年的方式在变，心理状态在变，年味也就自然在变。

但中国人对于春节的重视，这种文化现象，大概要恒久一些。虽然，辛亥革命成功，实行西历，全国解放以后，用公元纪年，元旦作为一年之始，但大家并不十分当回事的。阳历年，也过，过了，也不作数，不过热热身而已，一定要到农历腊月三十，七盘八碟，合家团圆，吃年夜饭；大年初一，见面抱拳，拱手作揖，恭喜发财，才算正式的年。所谓年味，也就仅此而已。

应该承认，年味是与荷包里的钞票成正比的，富庶则味浓，拮据则味薄。杨白劳先生躲账回来，他与喜儿小姐的年味，就体现在那根红头绳上，年对这一家父女来说，反而是痛苦。而人们手上有钱之后，便什么节都可以当回事地过。绝对舶来品的圣诞节、情人节，不也过得津津有味？圣诞老人那顶红帽子，和情人节的玫瑰、巧克力，那两天正经点缀着城市里的商店橱窗哩！回想20年前，大家还过着贫穷的清苦日子，只能凭票买回一点供应品，那年味肯定离王小二先生的感受不远。

正因为有钱便是年，要过的话，哪天都可以是年，因此，人们头脑中「年意识」的逐步淡化，也是不争的事实。旧时的老百姓所以特别把年当年，一年到头，这是最重大的节目。一进腊月，便磨米舂面，杀猪宰羊，直忙到元宵节，忙到二月二，龙抬头。中国人过年三部曲，无非拜、吃、玩三个字，放在第一位的，是祈求多福的祭祀文化，烧香礼拜，庙会迎神；第二位，是大吃大喝的饮食文化，劳苦一年，犒劳自己；第三位才是休闲消遣的娱乐文化，走亲访友，秧歌社戏。吃是主调，拜是精神寄托，玩则是次而次之的事情了。

说到底，这是五千年来的中国人所生存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那是脆弱性，不稳定性，经不起灾祸，常处于灾荒饥饿的状态下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实际上也是穷怕了饿怕了的结果。那种年，和那种年味，还是宁可离得远些好。科学昌明，时代进步，还用得拜求神仙菩萨保佑嘛！物质丰富，衣食不愁，还用得着大鱼大肉七荤八素嘛！我看到今年这个春节，有一部份人，不再关在自己家里，吃吃喝喝过年，而是走出家门，走出城门，甚至走出国门，寻求别一种方式的年味，不也同样过得充实和不亦乐乎么？

中国人的物质状态在变，精神状态自然也布变，那么，年味也不可能不变。也许，到下一世纪，体现中国人传统文化的年，大年初一这一天，不仅仅是一家一户的年，而且说不定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全民狂欢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