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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志
1955年5月17日我和胡风分别被押出了北京太平街的家，被公安部收容审查。此后10年来，除了审问员向我提到胡风时我才知道他还活着外，其余我对他一无所知。 1965年末的一天，公安部来车接我到秦城，将胡风接回家，算是结束了他在秦城监狱的10年生活。 我们一家5口经过了长期的思念和苦难，今天总算在同一个屋顶下团聚了，并且还过了个难得的团圆年。 一天，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前来通知我们说：要我们去四川安家。又把我叫到小屋里，跟我说：「你要听话，这是组织命令。我们会对你们负责到底�！� 1966年2月15日，我们一家人在车厢里就要分别了。我忍不住哭了。仅仅两个来月的全家团聚，就这样结束了。何时能回来？何时能再见到孩子们？小儿子为了安慰我，表现得很高兴，直说：「妈妈，一放暑假我就立即去看你。你们一切放心吧！」 天府之国的成都是个好地方，但带着破碎的心，我们是无法领略它的美好的。在为我们准备的不算小的独院里，除了监督我们的两三位干事外，见不着别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度过胡风的最后3年刑期。 到六七月间，成都就来了「红卫兵」。各种战斗队在大街上穿梭似地跑来跑去，许多机关都被大字报贴满了。他们通知我们不要再出门。 公安厅的负责同志来找胡风，要他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是要对30年代时的文艺领导提出揭发材料。他写了一篇对「文革」的表态，说明自己的所有文章都应该烧毁。而对当时的文艺领导（「文艺黑线」），他只声明：如果中央愿意了解文艺情况，问我，我一定赤诚地回答；如果仅仅是要我个人写什么揭发材料，那我没有这身份，我只愿老老实实服满刑期，决不说什么话。这样，他就和上面闹得非常之僵，甚至挨了管我们的处长的斥骂。不过，胡风的那份＊脾气并没有因关了他10年而变得驯顺起来，他向那位处长提出抗议，还为此生了很大的气�！� 二
就在9月初的一天，我们得到通知立即收拾铺盖行李到别处去。胡风要我带点换洗衣服和一床被子就行了。天全黑时，来了一个人，看看我们的东西，说不行，应该带毛衣，最好是小棉袄，被子还要多带。我们坐在堂屋里一直等到晚上12点，公安厅负责同志来了，才开始出发。 门外停了一辆改装的吉普车，从后面车门跳下两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先将胡风押上车，我随后坐在他的对面。 不知走了多久，只感到身上越来越冷，感到车子上坡下坡地在山间转悠。到底把我们送到哪里去？我不敢问。在黑暗中，我伸手去拉胡风的手，看他冷不冷。他的手冰凉，但他还是握住了我的手。后来，他轻声说了句什么。只一会儿，他突然站了起来，要和那位负责同志说话。守着门的两位解放军一下子都举起了枪，如临大敌，真把我吓了一跳。幸好，负责同志马上叫了「停车」，并说让我们下去方便一下。我这才知道，胡风这是由于前列腺有病，憋不住了想要小便。 车子又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头，颠颠簸簸地直向前开去。天快亮时，我们来到了芦山县劳改局的苗溪茶场。他们还让我和胡风单独住在一间房里。下面有一间小瓦房，住的是看管我们的老冷。胡风自从来到这里就食欲大减，头痛，情绪也不好。我勉强拉他出门到附近山上走走，他也打不起精神，只想躺下，顶多看看老冷拿来的报纸。一二十天过去了，他越来越没精神。 我想和他说点儿高兴的话，他向我摆手说：「让我安静吧�！� 最后，他终于躺倒不起，连稀饭都不想吃了。 一天夜晚，他忽然说要大便，我赶快扶他坐在痰盂上。他没解出来，就用双手撑着想站起来，口里一边说着：「怎么起不来，起……」身子就往一边倒去了。我一把扶住他，勉强把他扶到了床上。他头一沾枕头就像是睡着了。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坐在一旁望着他，守着他。 他躺在那儿是那么地安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他不要就这样去了。我一把抱住他的头，亲看他的脸，才算是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这时，窗外透进一线光来，正好照着他的整个脸部，那高高隆起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三 1967年底，一天忽然来了一批人，宣布要胡风立即去成都。来人要我为他准备过冬的棉衣和厚的被褥，我感到情况不好。胡风临行时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坚强，不要失望，一切都会好的。我也就报之以笑容，高高兴兴地送他出了门。到门外，我看到公路上，在他坐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载满了解放军的大卡车。 直到来年6月，茶场基建队插上了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我成了他们首要的专政对象。从他们口中我才得知胡风已被收监。 直到1973年，我才又见到胡风，那是在大竹第三监狱重逢的！ 我从劳改的地方坐了3天车才见到了已经五六年不见的胡风，他侧过头望了我一眼，毫无表情。他们叫他跟我走，他站了起来，佝偻着腰，从那张大脸上我找不出一点儿过去的形象，我都惊呆了！ 他踉跄地走着，留下铺盖卷在那儿。干部们很尴尬，我弯腰扛起了铺盖，带他回到了小院里。干事说，今后你们就住在这里，生活用品我们会供应你们的�；固乇鸲晕宜担耗愕那榭霾煌�，可以要求上街的。 又是我们相对而立的时候，我看清了他的面容：不仅是消瘦，连那两颗过去闪闪放光的眼睛，现都被耷拉着的眼皮遮得几乎看不见瞳仁了，那脏破的黑大衣披在身上，他像是从破庙里出来的又老又脏的和尚。 他对我说：「让你来和我一同受罪，一同受审，我该死，我该死……”」说着说着，他就想用手打自己。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顺势就跪在地上。我止不住失声痛哭，他却呆呆地望着我。这时，干事走进来，他倏地站了起来，干事命令他以后不准吓我，他低着头毕恭毕敬地站着答应。一个一辈子昂首挺胸活着的人成了个痴呆儿。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 1970年初被带着手铐从成都押到这里，一路住的都是监狱。到这里后，才由四川省人保组向他宣读判决书，改判无期徒刑，并不准上诉。罪名之一是「关押期间书写反动诗词」；罪名之二是「在主席画像上写反动诗词」。 他总是一个人呆坐着，要不就急匆匆地写交代材料，还不让我看。我还是偷着看了一两次，都是一些无法想象的莫须有的「罪状」，他都安在自己头上包了下来。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诉我：「你听窗外有人咳嗽吧？那是给我的启示，是要我承认我放了毒了，现在全城的人都患了伤风咳嗽的病，要我认罪，要我交代�！� 他就这样一再沉浸在这种自我想像和自我恐怖的状态中。我向干部提出应该给他一点儿工作做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同时我自己也需要工作，否则我的神经受不了。因此，他们就让我们缠麻鱼子（为织麻布用的）。缠麻鱼子一个月能赚十多块钱补偿给公家，同时还是锻炼。这活有效，他用心去缠麻、理麻，就不乱想了。但他手不巧，做起来很困难，也做不好。他又害怕了，说这样交出去，将来开大会时又是一条罪状。我就哄他说：你织吧，我给你改改。 大热天，他要我做厚棉衣、厚棉鞋，棉鞋还要钉上厚掌。他说：不定哪天会送他走的，可能住水牢。他的思想这样乱，身体也不好。天天为大便解不出来而发愁，他每天到厕所去好几次，每次手上都有血，是痔疮出血，可他又不肯看病吃药。直拖到年底，他终于晕倒了。 四 不久，给我们换了住处，是新盖的四间房。门外有二三分荒地，是我们劳动的基地。周围仍是五米高的墙，但有一面是临街的，可以听到老乡的说话声。 这里的天地比较大，厚铁门关着，只我们两个人，谈话倒是自由的。我们就谈谈过去，谈谈自己的事和朋友们的情况。一次，我说：「听说整风交代历史要从8岁开始，你就没有交代过。现在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就从8岁起交代你的历史吧。」他居然听了进去，从那时起，他就一心一意地写历史材料，写得很认真很仔细。这一来，他脑子里的恐怖幻觉似乎是被抑制了，他不但记忆力很强，连行文都和过去一样严谨，但在每篇的后面还是要一再申明：「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我没有干过别的事，如有，都是别人的栽赃�！沟侥甑�，洋洋20多万字的材料就陆续上交了。 每天傍晚休息时，我们两人可以享受一下劳动之余的闲暇。我们种的菜除去自己吃外，还上交。这里面有他的一份功劳，他主要是帮我栽菜秧、抬粪水和浇菜等。 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复出的时候，经常能从报上看到一些过去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或知名人士出来亮相或工作，所以他对自己的前途又产生了信心。但是，等到初夏，对他还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他就又开始焦躁地胡思乱想了。 等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的精神终于支持不住了。他自己设想了一个空中专案小组，天天甚至时时在向他问话。他一个人望着天自言自语，说得很流利很详细，真像空中有一个主审人在向他问话似的。到后来他几乎是夜晚不睡，还叫我和他一同逃走，说是周总理在办公室要接他出去，被坏人拦住了，我们快逃吧！ 我请求监狱当局让他保外就医，得到的回答是他心里有火，等火散了自然会好的，所以连镇静神经的药和安眠药都不给。 周总理的逝世对他震动很大，他写了几千字的感想，向总理谢罪，他觉得自己辜负了总理。几天后，他忽然很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他的问题已解决了，基本上没什么事，我也没事。但是他仍偷偷地写东西，写在小纸条上，还藏在里面的衣服口袋里。我发现他是在写诗，不过他写了又撕了。他看上去情绪倒还正常。 毛主席逝世了，我们两人站在房檐下，淋着毛毛细雨，和全国人民一样向毛主席默哀致敬！ 已经是深秋了，我们正坐在院子里搓玉米粒，忽然听到广播里传出批狄克的评论文章。我马上感到是张春桥出了问题，因为这天正是10月19日──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傍晚，干事送报来时我们就问他，他将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们。 1979年1月，监狱主管人员突然通知我们：上级来电话，你们可以出狱了。 自由的降临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对胡风尤其重要，一下了就使他摆脱了精神上的恐怖症，使他还原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人。 在这里胡风整整关了9年，我们曾谈过如能自由地走在街头，想干什么，想吃什么……现在「自由」似乎很轻易地来到，我们二人反而茫茫然不知「自由」为何物。 既然给我们自由了，我们就应该试用一下，我提出陪他去大街上观光观光。下午的街道是冷清清的，我领他走的是大街，行人也不多。我们进了唯一的一家书店，他只略略浏览了一下架上的书籍。又走进食品店，他也没有提出想买什么吃的。对这几种自由他似乎都不感兴趣。路过邮局时，他却直奔了过去，原来他想给南京的大儿子发个电报。我想制止他，但他已写好了电文「即日离此去蓉，父字」，同时还写下了监狱的名字。 天啊！这就是他20余年后走出狱门，得到自由时办的一件大事！ （摘自《大地》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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