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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之后不久，城市也开始了被称为「地改」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然而，这场牵动着亿万人心的「革命」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土地的升值，激起了人们的贪婪，引出了形形色色的土地纠纷和形形色色的土地案。其增长速度之猛，令人震惊。 土地犯罪，令人关注的「黑马」 据权威人士统计，进入90年代以来，土地纠纷案件每年以27%的速度递增。过度损毁耕地，盲目搞房地产开发，不仅使耕地大量减少，而且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有报告指：近年来因土地问题群众上访剧增，到中办、国办信访的，土地方面的问题占40%以上，老百姓的不满由此可见一斑。江泽民总书记曾经严肃指出：「有的地方强行徵用农民的承包地，修建豪华娱乐设施，砸了农民的饭碗,断了农民的生路。对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必须严厉查处�！� 众所周知北京人多地少，北京的土地「市情」是中国土地国情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北京的耕地在急剧减少，一年等于减少一个朝阳区，三年等于减少一个顺义县。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恶果的呢？答案是：违法用地。据初步统计，在1991年至1996年间，北京市的违法用地面积占非农建设用地总数的三分之一。违法用地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但又万变不离其宗，不外乎越权批地、化整为零、未批先占、少批多占、非法出租、非法转让等。 暴富捷径：90年代炒土地 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从80年代中期各种供应证的黑市倒卖，到90年代初期股票、股票认购证的私下购买，中国经济的热点，同时也成了腐败分子追逐的热点。 在北京、上海等地，一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价值高达上万元人民币，真正是寸土寸金。掌握了地，也就掌握了金钱，至少是掌握了打开「致富之门」的钥匙。于是，90年代出现了一股汹涌澎湃的炒卖土地热。 将土地炒至极致的，莫过于90年代初广西北海市发生的那一幕了。 据统计，1992年一年之间,北海冒出各种圈地、炒地公司4000多家，涌入国内资金70多亿元，外商投资意向33.77亿美元，超过前7年的总和。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60多个部委在北海设立办事处495家，内地投资兴建开发区15个，注册资金16亿元。到后来，已经不再是炒地，而是炒政府允许使用国有土地的批文，炒「红线图」。有的甚至是拿着刚办完手续的「红线图」，还没有走出市政府办公大院，就将土地转手炒卖给了早已在外等候的买家手里。 可以说善于利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的各种漏洞，是中国某些富豪平地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载，当时仅海南一地，在炒地皮中赚了1000万元的就有1000人。原广东省副省长于飞及其子女非法炒卖土地从中牟取暴利的案子，就是典型的一例。 1992年，于飞的女儿等人以9998元港币在香港注册成立了香港德成公司，他们做的唯一一笔生意就是去「炒地」。于飞以「为广东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要地」为名义，多次亲自出面找惠州市及大亚湾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为德成公司要地3300亩，并施加影响，将地价压至每平米180元。德成公司在未对土地做任何开发建设、未办理用地报批手续合法领取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以每平方米380元的价格将土地非法转手给另一家公司，德成公司这么一笔买卖，就牟利1.66亿元。于飞的子女从中分得2887万元。 行政腐败，部门土地违法犯罪 
在土地违法案件中，违法的主体除公民个人和法人外，还有地方政府。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及少数基层干部以地谋私的问题，成为有关部门土地执法中的难点。 近年，国家加大了治理司法腐败的力度，其实，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存在着严重的「行政腐败」！ 在开发区最热的时候，全国500多个城市（包括县级市）竟辟有几千个开发区，规划数字超过1万平方公里。越权批地、多头批地、下放土地审批权等违法行为成为一种竞相仿效的时尚。在北京，仅1993年至1995年间，全市化整为零审批建设用地就达1.7万亩�！柑熳印菇畔拢星胰绱�，其他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就根本不用说了。发生在广东省吴川市博茂管理区的非法占地案，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 1992年，未经有关部门合法批准，「吴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私自成立，强行非法从博茂管理区徵地4000亩，毁废撂荒达5年之久。 4000亩耕地是怎样被徵占的？ 一位村民说：村干部想徵就徵，要哪片就圈哪一片，从来不开村民会议仔细商量。推土机强行平毁，群众阻止，村干部就把公安局、法院的人搬来，而且带来两摞手铐，谁敢阻止就抓谁。 被强行徵占的4000亩耕地又派上什么用场了呢？ 到1997年底，仍没有一家企业来落户。原来都是高产优质粮田，徵占后就被荒废了。 土地被强行徵占，老百姓们赖何为生呢？ 村民陈礼，为了养家糊口，到毁坏了的地里「开荒」种地。为此村干部竟非法将他关押起来。陈礼想办法逃脱后，只好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后来因为无钱治病含冤去世。据农民反映，这里因想要回自己的责任田而上访告状的农民挨打的不少，被非法关押过的就有200多人！村里原有20多位五保老人，由于缺粮少衣，无人照料，几年间就有十几位病饿致死。 1万多名农民在不断上访，而当地有关人员不是从正面妥善处理问题，却千方百计地混淆视听，障人耳目。对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则派出公安人员进行堵截。1997年11月中央电视台记者到达吴川，准备去撂荒的耕地实地拍摄，也都被警察和警车堵住了。据说，那时4000亩耕地已被不同级别的人零炒碎卖，倒手多次，有许多地块已倒得不知去向了。 不仅在土地资源管理领域是如此，在土地资产领域中也留下了许多地方政府违法的痕迹。笔者就曾介入过这样一件事。 北方某市土地管理局于1993年7月，代表政府与某外企签订合同，有偿提供给该公司2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然而该公司只缴纳了1年的土地租金后，就以当地行署颁布的免收外商土地使用费的规定为根据，再没缴纳过土地用费。 国家财政部和原国家土地局曾经专门有过规定，即「外商投资企业须向国家缴纳场地使用费。除有关法律及国家财政、土地主管部门规定外，地方无权减免场地使用费。」又规定:「对未按规定期限缴纳场地使用费的企业，徵管部门应按有关规定责令其限期缴纳并进行处罚�！� 土地局长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国有土地资产就这样流失，就拿着有关文件，欲向公司老板讨一个说法。官司打到了地区行署。地区领导一句话：「行署文件没说作废以前，不执行其他文件�！� 国家文件规定得明明白白，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凭借一纸文件，就将国家的规定冲淡得无影无踪，将本来非法的行为「合法化」了。这种不顾国家规定的「低门槛」政策并不是个别的，而几乎成为普遍现象。结果，在「土地价格战」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掉。 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2%。因此，保证中国土地资源和资产的合理使用和高效配置，是保证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需。 （摘自《蓝盾》2000年2期）（配图：3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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