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的博客很是热闹。但与我们习见的那种网络式喧哗不同的是，柴静的博客里交织着沉重的忧虑、激烈的争辩和冷峻的思考，而所有这些情绪与行为，都是围绕着一个名叫李燕的28岁残疾女孩。李燕在博客里给柴静留言，希望她能够帮助自己联系全国人大代表，递交一份关于安乐死的议案。

　　从议案提交的严肃性和立法的复杂性来看，李燕的“请托”多少显得有些幼稚。因为，很难想象哪位人大代表在未做充分调研的情形下，会就安乐死这样的复杂问题提交议案；而从中国的社会现状来看，针对安乐死立法恐怕也是相当遥远的事。尽管如此，李燕通过博客留言所表达的焦虑、无奈和求死之心，以及她对法律的信赖，依然让人为之动容。

　　李燕说，“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活”。她从一岁起就得了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到现在连吞咽都很困难，全身只有头和几根手指能够略微动一动，可就算活得如此艰难，李燕仍然感受到爱的伟大和生命的美丽，这是她“爱生命”的理由。而她“不愿活”，则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前景毫无保障，一旦自己的父母老去或不在，她的生活将变得恐怖和悲惨。为此，她希望通过立法的方式获得“死的自由”。

　　人究竟是否拥有“死的自由”，安乐死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些都是极为复杂的哲学命题和伦理课题，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议。李燕的安乐死请求到底是对生命的放弃，还是一种明智的、理性的个人行为，也很难准确地界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李燕处境的思考必定是宽泛而抽象的，必然是毫无结果的，相反，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李燕的立法请求会催促我们去审视现实。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柴静还没有对李燕的请求做出行动回应，虽然她身处两会，拥有接近代表和委员的便利。这当然不是因为柴静乐于袖手旁观。柴静对李燕的处境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她知道，即使她将李燕的“议案”转交给某位人大代表，也只会导致双方的窘困———她给人大代表“添了麻烦”，人大代表却“无能为力”。这样的窘境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普通公民的意见表达和人大代表的立法动议之间，还缺乏有效的沟通途径。虽然我们正处于一个立法活动相当频繁、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历史时期，但还鲜有以公民建议为动机、再由人大代表联名提出法律案并最终成功立法的先例。特别是像李燕这样的“少数人”和社会边缘人，当他们的某种权利需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时候，他们寻求立法支持会显得更为困难，因为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他们表达意见的渠道较其他群体更为稀少。从李燕这个极其特殊的案例，我们能意识到，普通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权利还需要程序保障。

　　从李燕的求死举动，我们还能认识到我们社会存在已久的公共保障匮乏的问题。与以往媒体报道的安乐死请求不同，李燕并没有走到活不下去的那一步，只要有人照料，她甚至可以维持较高的生活质量，还能上网写博客。问题就在于，如果她的父母没有能力继续照料她了，她的处境又会如何呢？还有人帮她喂饭、洗澡、梳理头发吗？还有人帮她一夜翻身十多次吗？她会不会沦落到生不如死的境况中呢？相信没有人能够给出明朗而乐观的答案。此前，李燕所在地的县有关领导专程看望过她、给她留下了一千元钱，县长还鼓励她，“到那时候还有国家”，但从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看，从残疾人的生活救助乏力、非赢利的福利机构稀缺等现状看，李燕的未来仍然是可堪忧虑的。李燕虽然逼使我们思考安乐死问题，但她拷问的其实是公共品供应不足的社会现实。

　　可以想见，李燕与柴静的此番交流，能让她受到广泛的关注，但热闹过后，她还能不能得到切实的帮助却是个未知数。尽管她的安乐死诉求无法获得法律的支持，但是立法机构应该听到她的声音，社会应该了解她的祈求，因为这是一个弱者在人道和法治社会里的基本权利。(作者：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