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摘》文章：“裸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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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广森 雷振刚
由于长期受传统道德的浸润，中国人对于与“裸”有关的东西特别敏感，不过现在已习以为常，“裸泳”、“裸睡”比比皆是，“裸奔”、“裸聊”见惯不怪，就连“裸课”这样的事，也有人呼吁要“从精神上尊重”。
不过，最近与“裸”有关且蹿红网络的则是“裸官”，顾名思义就是“裸体做官”。“裸体做官”之所谓“裸体”，不是哪个官员真的脱了衣服裸奔，而是指那些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不仅拿了绿卡，而且已经变成外国人的官员。
“裸体官员的出现，反映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强，这和反腐败力度的逐渐加大成正比。对于这种留后路的官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在提拔任用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加强监控。”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的话一针见血。
“裸官”何其多
最近出现的“裸体做官”者除了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还有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不过周金伙对此道更为谙熟。
“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鼻安痪茫钡弥＝ㄊ〖图觳棵乓移涮富昂�，周金伙留下的信件中写有上面这句话。之后从容出逃，取道第三地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
周金伙出逃之前，他的一个爱好在福州比较出名，那就是收集寿山石。周金伙遍藏各类寿山石名品，有寿山石收藏家透露，近30年福州出品的寿山石名品，差不多有1/3在周金伙手上。该收藏家曾亲眼看过周金伙收藏的四块寿山名石，每块价值都在200万元之上。周金伙能收藏到如此众多的寿山名石，主要靠强行索贿而来。
但使周金伙真正“暴富”的并非这些石头，而是在福建省直房地产公司(后改称建闽集团)总经理任上。据了解，该公司没有副总，仅有一位总经理助理，且不用接受审计部门审核。该公司一位知情人透露，周金伙在公司的4年，可以说是对国有资产蚕食鲸吞的4年。正是借助这个平台，周金伙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2003年7月，周金伙调任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并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金伙并非等闲之辈，他知道一旦东窗事发后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于是就玩起了“裸官”的伎俩。在任福州市台江区区长期间，他就把原是福州市橡胶厂普通工人的妻子调到鼓楼区劳动局任监察员。之后，他将妻子送往美国，并获得绿卡。
2006年6月2日，福建省纪检部门找周金伙谈话，周金伙预感不妙，决定外逃。于是，他谎称有些事一时记不清了，要回去翻一下当时的记录本，并说想起来就马上打电话来。回去后，周金伙立即给福建省有关领导写了上述那封信，之后便逃之夭夭。
“裸体做官”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的热烈讨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起孤立、偶然的个案，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群体。犹记得几年前，商务部曾经公布了一个数字：“4000名贪官卷走了500多亿美元”。这些贪官，绝大多数都是举家出逃，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把配偶、子女以移民、经商、留学等名义先行送往国外，最后自己再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来自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几年来官员家属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在内一共108万人，每人盗走的钱财至少可以教育1000个儿童长大成人。
就拿潜逃到加拿大温哥华的中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来说，他卷走的钱款多达10亿元人民币，可谓触目惊心。
其实早在几年前，高山就有了卷款出逃加拿大的计划。他从来不让妻子及女儿出现在熟人面前，并谎称妻子在外读书，女儿则在外祖母家。实际上，其妻女早在2002年便以学生的身份来到了温哥华，抵达加拿大不久便紧锣密鼓地办理移民手续。
2004年12月30日，高山若无其事地给同事打了个电话，问支行里有没有需要特别处理的事情、人手够不够等，随后向上级部门打了个报告，要求请假去北京看病。被准假后，他由一名同事陪同，谈笑风生地乘车赶赴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这一别，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的同事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当然，高山并没有去北京看病，而是绕道飞到了加拿大，随后便将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
此外，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发现，“裸体做官”者还有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
释放的腐败信号
官员一方面努力将家人送到国外，一方面却独自留守国内“为人民服务”，如果其中并不含有腐败的意图，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难道真如网友说的，是因为官员“觉悟高”，“知道西方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就拼命把老婆孩子送到西方国家，唯恐老百姓去了受苦”？若是在香港，大概早应该被廉政公署请去“喝咖啡”了！
当然，“裸体做官”者也并非都是贪官。林喆教授把“裸官”群体分为三种情形：第一，有些官员子女成绩优异，凭借自己的努力出国；第二，归国的学者官员没有把子女带回国内；第三，如今网络热议的先把老婆孩子送出去，自己在国内当官，一有风吹草动就伺机而逃的官员。
因此，有网友指出，禁止“裸体做官”，明显侵犯了公民的人权，无异于绑架。中国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国家要害部门职员与政府签约的另议)，并且在人格和法律上人人独立平等，任何人都不是其他人的附庸。政府可以对公职人员本人设置某种限制，但不得以公职人员家人为抵押。否则，既不人道，也不合法。
不设法从源头设限，却仅仅禁止“裸体做官”，是不是意味着在暗示官员们：你贪吧，只要不把钱通过家人带到外国去。其潜在目的是，一旦秋后算账，至少能收罗些贪官们的残羹剩饭。这真是一个天真的念头。贪官不通过自己的家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情人、私生子，或是兄弟侄子等关系把赃款转移海外，是不是也禁止官员的亲戚朋友们移民海外呢？所以说，禁止“裸体做官”不但不治本，也不治标，仅仅是提出这一建议者的一个自我安慰罢了。
话说回来，“裸体做官”虽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腐败证据，但官员将自己的家人接二连三移民国外，却至少可视为一种腐败的信号，应该引起反腐败部门的高度警惕。当官员做官已经做到“裸体”的地步，如果还不能引起反腐部门的重视，那么公众就不得不质问：我们的反腐机制为何如此迟钝？
“裸体做官”现象，说到底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也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难与共，而是随时准备脚底板抹油。在任何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因为只有对国家高度忠诚的官员，才会用积极行为来消除对国家的危害。“裸体做官”现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实际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破坏。
扼杀于“孕育”之初
应该说，“裸体做官”是一个预防腐败机制建设领域亟待攻克的“技术难题”。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无疑有助于抑制腐败问题的发生。相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却会给腐败的滋生提供条件。
1995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1月31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2006年修改后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明确，“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有关情况应当报告”。2004年7月起，中央纪委也在湖北、山西等地开展试点，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列入领导干部重大报告内容。
前不久，新疆阿勒泰地区还出台了《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要求“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消息一经传出，便赢得社会的广泛好评。
从幕后推到台前，这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此举也只是解决了领导干部个人信息公开的问题。红网特约撰稿人朱四倍认为，虽然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实际运行的情况看，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没有相对独立的负责申报执行机关，各个行政机构自行其是，缺乏统一性。没有严格的执行制度和执行标准，执行起来随意性大，甚至敷衍了事，缺乏可操作性。执行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性，往往是填完表格就完事，缺少事后的公开和公正。执行过程缺乏科学含量和严谨度，对申报材料没有必要的统计和审计过程，申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比往往水分过大，难以反映实际情况。再加上需要申报的是官员，负责登记备案的也是官员，于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潜规则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可能。这就给“裸体做官”制造了便利条件，甚至是为官员转移财产提供了方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对这一观点也比较认可。他认为，这些观点说明了问题所在，我国现有的干部选拔制度造成监督和被监督之间一团和气的局面，法律制度被虚化，这样不管制度如何设置，最终效力会大打折扣。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在哪儿？著名媒体人、法学硕士郭松民认为并不在于“彻查”，也不在于“备案”，而在于充分的透明。比如能否做这样一个规定：凡是需要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行使同意权的官员，都必须公布配偶、子女的国籍，包括有没有在国外的永久居留权，并就此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一个老婆孩子都在国外的官员，是很难经得起人大代表或舆论追问的。此外，现在各级党委、政府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在这些网站上，也应该有专门的栏目，及时公布所有公职人员的“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的情况。
8月30日，郑州市出台了《郑州市领导干部“四会一课”廉政教育暂行办法》。该办法指出，今后郑州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自费留学或定居，都要先经过纪检机构审核，必要时还要接受廉政谈话。庞家钰也好，周金伙、高山也罢，他们的“裸体做官”举动其实都是可控可防的，因为这些领导干部的亲属出国，都是在有关部门办理相应合法手续后才能成行的。所以，严控、监控“裸体做官”，对领导干部亲属留学或定居要先经过审核，郑州市纪委倒真是先行了一步。至少，他们已经意识到对“裸体做官”现象应采取必要的举措。
此外，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反腐机构加紧落实。2007年9月，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揭牌，无疑对有效开展预防腐败工作是一个好消息。诚如中央纪委副书记马馼所指出的，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有利于协调各部门预防腐败工作，形成预防腐败的整体合力；有利于拓展工作领域，形成全社会预防腐败的良好局面；有利于增强预防腐败能力，提高预防腐败工作专业化水平；有利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摘自《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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