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伯：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越来越高了，中国也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加强研究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力度。今年晚些时候将在哥本哈根召开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中国会不会在会议上签署有关气候变化的条约？

　　温家宝：我前天在布鲁塞尔同巴罗佐主席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中国的观点主要有三：第一，中国支持哥本哈根会议，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各项积极措施，支持发展绿色经济，而且认为发展绿色经济很可能是应对金融�；�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是高度重视的，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国家领导小组，并且制定了第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据我知道，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份国家方案。我们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制定节能减排的约束性目标，也就是每年单位GDP的能耗要降低4%，5年降低20%。前两年我们没有完成任务。2008年我们完成了。我们还将继续把这种做法长期坚持下去。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自我限制的一种办法。第三，中国难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量化目标，因为中国还处在发展中。欧洲已经有几百年工业化的历史。我们才有几十年。我们有13亿人口，但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累计排放更低。但是我们仍然抱着积极的态度加强同欧盟的合作，特别是在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环保技术上。

　　巴伯：温总理，在采访之前，有人告诉我，要问和政治有关的问题，得特别小心。

　　温家宝：可以随便问。

　　巴伯：有人说问这个问题得特别小心，因为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如果不小心就会被“戴帽子”、“穿小鞋”。谈到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发展，您认为能不能在10年内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

　　温家宝：其实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我还是想从经济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喜欢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原因。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他也写了《道德情操论》。在《道德情操论》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我一直认为，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我今年在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讲过，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巴伯：所以就可以进一步拓展民主，提高民主的水平，让人民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

　　温家宝：是的，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巴伯：我想，您又一次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准备采访时我也有自己想引用的亚当·斯密应对金融�；�的话。其实这句话也是来自您最喜欢的《道德情操论》。

　　温家宝：这本书很长一段时间不引人注意，我觉得它的意义不亚于《国富论》。他只有两次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里提到看不见的手，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市场，一只看不见的手是道德。

　　巴伯：我可能早都已经记得非常清楚了。不管一个人有多么的自私，但很明显在一个人的本性中总是有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让他对其他人的福祉产生兴趣，能够为他带来幸福感和快乐的感觉。虽然他从别人的福利中并不会得到具体的好处，只不过他得到的好处就是能够看到他人幸福。

　　温家宝：我很欣赏这句话。

　　巴伯：再次感谢您能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

　　温家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