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重庆市提案现场办理会上，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听取汇报时突然打断正在念稿的政府官员，呵斥“这种场合就不要说这些官话了！没有必要！”此话效果立竿见影，接下来发言的官员直接跳过“认真领会提案精神”等套话，直指实质内容。(《重庆时报》1月23日)

　　“官话”在明清两朝是指官员在公务活动中所必须讲的标准语言，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后来，“官话”的含义发生变化，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官话也称作“官腔”，通常是指官场中的门面话，或当官的找借口，冠冕堂皇地对群众敷衍或责备的空话套话。显然，黄副市长所驳斥的“官话”，就是指这种意思。

　　官话浪费宝贵的办公时间和精力，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而且空洞无物，往往都是些“正确的废话”，便于官员敷衍塞责。更为重要的是，官话的泛滥，造成官员的公共语言与百姓的日常语言之分裂，即所谓“语言的二元化现象”。其最大的危害是掩盖真实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官员们滔滔不绝的空话套话下，百姓真正关心的事情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导致一些问题越来越严重。譬如，上个世纪，当苏联东欧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时，整个世界都感到惊讶：为什么那些长期滔滔不绝于某些信仰、理念的人，会在一夜之间失去话语权，再也不被人们所信任？其实，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是早就存在的，只不过在“语言的二元化”下被长期掩盖，因此一旦当它爆发出来，后果往往无法挽回。

　　所以，对于这种“官话”，是必须当做一大害来除的。仅仅某个领导在会场上批评一下不够，更应该探求根除官话的治本之道。官话在本质上不过是官员对手中权力的一种炫耀和对肩上责任的一种敷衍，而在民主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炫耀权力和敷衍责任必然是不少官员的本能冲动，上级官员也并不能确保幸免。因此，“以官话制止官话”，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话。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已经特别注意到了在语言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民主政治下，是多数人为语言确定规则，就像他们为任何其他事情确定规则一样。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政治家、官员都必须用民众的日常生活语言说话；因此，语言自然趋向以真实的日常生活语言为基准，从而不断打破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形成的“小圈子”语言规范，促成政治语言与日常语言一体化的现实(吴国光《用真实的方式说话》)。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官员的公共语言与人们日常生活语言脱节的“二元化现象”，即从根本上消除那些在官场上像感冒一样流行的“官话”，讲真话、讲实话的风气才会形成。(邓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