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湖南警方近日着手清理整顿警车和保安运钞车的号牌，并酝酿在公安系统内一次性取消“湘O”牌照，有关人士进而透露，对于其他一些车辆的特权号牌，也正在酝酿清理整顿或者取消。

　　长期以来，“O”类牌照代表了某些车辆的“身份特权”，对于交通秩序和公众观感都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取消“O”类牌照，可谓是对社会呼声的积极回应，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不过从社会期待来看，取消“O”牌也许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更要取消特殊牌照背后的法外特权，这才是清理整顿车辆号牌的实质归宿。

　　就本质而言，“O”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本身并无特殊意义。真正的问题是，任何数字不能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在明文规定或者潜规则中成为法外特权的象征。否则，人们不能不合理地担忧：取消“O”牌之后，其他的数字还会步“O”的“后尘”，成为新的特殊“通行证”。萧公权先生曾把中国古代社会公共治理的弊端归结为一点：不论权力在谁手里，都不受制约，因此，公共管理的关键是制约权力，让它不管在什么人手里，都不会成为“脱缰野马”。同样的逻辑是，不论号牌是什么数字，关键是让它简单地回归本来作用，只代表识别标志，而不指示特权。

　　事实上，从模范遵守交规、便于公众求助、利于社会监督的公益角度来看，政府车辆悬挂特殊号牌，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现实中，一级政府旗下到底有多少公车、编配使用情况如何，宏观上很难精确化管理，甚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都无法摸清各单位各类公车的真正底数，公车管理事实上变成小集体、小部门“自己决定、自己监督、自己处理”的内部操作。虽说公车要严格管控、率先垂范遵守交规乃是政府和民众的共识，但主管部门都无法深度知情，遑论公众监督：大街上滚滚车流，你能迅速辨别其中的“公乎私乎”？接送学童、出入高档消费场所的名车成行，你又能如何拿着“禁止公车私用”的尚方宝剑去向谁问罪？要做到“严管公车”进而“严控公权”，要保障公众对于“公车廉洁”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完全可以从还原“政府车辆悬挂特殊号牌”的功能入手。从理论上讲，公车属于典型的国有资产，理应统一编配，标注公共属性，便于内外识别监督，而其最简单的标识方法当然是在牌号上做文章。这样看来，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车辆悬挂特殊号牌”的出发点是便利公众识别和社会监督，而不是谋求任何法外特权。如果符合这个出发点，公众当然欢迎“政府车辆悬挂特殊号牌”。

　　不妨来看看香港的经验。在那里，公车都是以“AM”开头，即英文“政府(Administration)”的缩写。一辆冠以“AM”号牌的车辆，无论是载人还是载货，都直接宣示它的公共属性和公务标志。这样一来，公车的使用者、去向与停靠地乃至驾驶者的交通礼让，都将置于媒体和公众的严格审视之下，为此，曾出现“好事”市民在驾车时，看到前行的公车去向可疑，便一路跟踪守候、全程监督的情况。

　　香港公车管理的经验有两条：其一，公车必须统一牌照，以公务用车的“明码标识”，确保市民的明察秋毫和有效监督。其二，公车号牌专用某个字段，不是为了执法者能够一眼识别公车，使其安全地享受“特权”，而是便于公众能够一眼看清公车，便于进行外部监督。这与内地一些地方个别公车号牌也有某些特殊字段，却主要作为交通执法者内部“优先对待、灵活掌握”之用的设置初衷大相径庭，也值得我们对照借鉴。

　　作者：陈创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