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影响引发死刑复核权回收争论

　　陈光中认为，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各省掌握的死刑标准并不统一，有严有松，又比如行政领导有时会进行干预，导致司法公正和独立受到影响。陈光中指出，死刑复核权下放后，减少了一道把关程序，有时候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如郑州一男孩在与女朋友同居后，因为女方父母的坚决反对在一个月内以强奸犯丧命刑��；某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撒尿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往新疆改造……樊崇义教授认为，这些都和严打时期定指标、下任务有关。樊崇义说，当时有些人还是过去那种传统的做法，跟搞运动那样，好像一个警察每人每天必须得抓几个人，或者是法院判几个得有指标或任务，这还是过去搞运动的过程中的一个后遗症。

　　节目中指出，严打带来了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但是《刑事诉讼法》的第199条却始终明确规定：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来核准”，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则是通过各种通知和决定来做出的。1996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做出了修改。到了这个时候，死刑复核权下放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同时上位法与下位法、基本法与通知和决定之间的矛盾也渐渐地凸显出来。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修改中，一部分人认为，既然实践中死刑复核权已经下放，那就应该将《刑诉法》199条“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进行修改，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核准权归属地方省高院；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死刑复核权应该全部收归最高院。陈光中回忆说，当时坚持不改的是全国人大立法部门，他们认为“严打”以及死刑复核权的下放是暂时的，不可能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规定下来，当时不改有利于在时机成熟时迅速回收。

　　1996年3月17日，《刑法》《刑事诉讼法》提交修改草案，重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就在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的前5天，也就是1997年9月26日，最高院下发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继续维持死刑核准权中央与地方分工的格局。

　　嘉宾们在《社会能见度》节目中回忆起了当时发生的一些案件，在数年之后被证明是冤案错案。1994年1月20日，湖北京山市民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丈夫佘祥林成为最大嫌疑人，于一审被判死刑。佘祥林不服，提起上诉，荆门市中院驳回上诉。`但由于证据明显不足，1998年9月，佘祥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免于一死。11年后，张在玉突然回到村庄，当年的“铁案”成了冤案。据佘祥林回忆，当年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长达10天11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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