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备受关注的北京两限房购买政策(以下简称“政策”)开始征求社会意见。与之前流传的版本不同，该政策提高了3人及以下家庭的收入标准，将更多的人纳入了两限房范围，更贴近两限房为中等收入人群提供保障的本意。但是，从供应对象和购买排序来看，本次政策仍然不够明确。

　　据本报19日报道，此次意见明确供应对象为：北京市中等收入住房困难的城镇居民家庭、征地拆迁过程中涉及的农民家庭以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家庭；同时规定，各区县住保部门负责组织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按优先配售条件及住房困难程度，通过摇号等方式配售。

　　众所周知，两限房供应有限，而需求则远大于此，那么，何谓优先配售条件？住房困难程度如何确定并排序？“市政府规定的其他家庭”又指什么？如市建委相关负责人所说，对符合首都产业结构的人才、北京市吸引的人才、为中央服务的人才，可临时调剂供应，那么判断这类人才的标准是什么，调剂的幅度又是多大呢？这些疑问，政策并没有详细解释。

　　笔者认为，上述优先、调剂等规定，模糊了两限房原本清晰的收入、资产和住房面积等量化标准，且容易产生“寻租”现象。而且，对比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的优先购买人群可以发现，两者基本一致；但实际上，符合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申购条件的家庭收入标准相差近一倍，显然，对于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内的人来说，购买两限房优先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那么，这些可优先购买的人群究竟应该买什么房？保障性住房购买人群应如何排序？在此，笔者尝试提出一个建议：从建立四个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出发，利用行政力量为享受保障性住房的人群排序。事实上，从职能和技术的角度，各区县完全可以统计出本区内有多少个“可优先”的被拆迁和腾退、困难家庭，并得到他们的收入和资产数据，以及尊重他们的意愿，将适合廉租房、经适房和两限房的人群区别开来，并予以公示，合理分配房源，确保其他的中等收入家庭也有机会轮候购买两限房；否则，将有可能出现无数的“优先”家庭。

　　再说人才调剂供应，有关部门应首先明确何谓符合首都产业结构、市里吸引、为中央服务的人才，并为该等人才出具证明；还应确定调剂的比例或数量。不然，也难免有人利用此模糊规定来“插队”。

　　严格区分住房供应体系的对应人群，将考验政府智慧。从目前世界上其他实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国家来看，对“公屋”的分配，基本都只遵循收入、资产以及居住年限的标准，进行准入和退出，而不需要所谓的优先和调剂。对一个实现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的国家来讲，这不是什么难事，也很公开透明。笔者确信，随着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成熟，很快也会实现这一点。(张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