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的背后，是甚嚣尘上的普遍性学术浮躁，而海量的“论文需求”则源于业已畸形的学术评价体制。

　　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及其团队进行了3年多专题研究后，日前披露，我国买卖论文已形成产业，2009年规模达10亿元。用反剽窃软件查询，2007年的样本数据中，72%的文章是全文抄袭，24%的论文为部分抄袭，只有4%的文章不存在抄袭。

　　私下进行的论文交易，产业规模能否详察我们不得而知，通过“与非法论文中介网站QQ交流”和“网络搜索引擎方法统计”得出的数据是否科学也有待验证。但数字夸张与否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丝毫不影响论文买卖、抄袭现状的触目惊心。2009年6月份，武汉就曾查处了一家论文代写公司，发现其“枪手”遍布10余省份，“业务”触角之广让人瞠目结舌。

　　近年来，从本科生到研究生，从教授博导到院长、校长、院士，论文造假、学术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此起彼伏，以至于“不搭院士身份，抄袭难成新闻”。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的背后，是甚嚣尘上的普遍性学术浮躁，大学动不动都争创“世界一流”了，区区几篇论文“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又算得了什么？

　　被视为净土的“象牙塔”，在功利主义思维支配下，沦为不折不扣的名利场，原本神圣而严谨的学术研究成为一项产业，不以成果论英雄，而以“项目”论成败，论文也就沦为一种利益工具，教授变身“老板”，研究生成了“打工仔”。高校和学术浮躁如此，学术泡沫自然在所难免，多以亿计的论文“销售额”，也就“水到渠成”了。

　　2009年12月27日，河南安阳一处大墓被考古确认为是曹操高陵，但质疑之声于今不绝。且不论此墓是否曹操高陵，单就文物部门发布确认结果的“迫不及待”，以及亳州、邯郸等地争抢“曹操葬身之所”的“争先恐后”，活活把考古这项最需要科学、严谨的学术功利化、工具化了。学术浮躁之风“感染”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论文买卖、抄袭之类学术浮躁之风的背后，是海量的“论文需求”。根据沈副教授提供的数据，全国学术期刊一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而身负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1180万。排除部分人员并非每年必须发表的因素，每年仍有数百万人有论文发表需求。如此供不应求，也难怪很多学术期刊明码标价、守“刊”待“钱”了。

　　而海量的“论文需求”则源于业已病入膏肓的学术评价体制。学生毕业、教师评职称、业绩考核等，均以论文发表量、专著数量为指标。这样的学术评价机制，生生把学者、教授逼成了“论文机器”。强大的“论文压力”下，自然就会低水平重复出版，制造文字垃圾。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就曾坦言，“现在高校教师每年发表论文十几万篇、专著近万部……恐怕其中90%没有什么创新，只是东抄西凑”。

　　美国波士顿大学华裔教授白谦慎曾指出，他所在学校艺术史系的终身教授，平均每年能发表一篇论文已算不错，超过这个量就算多产。教授如此，更不用说研究生了。有人也曾明言，如果爱因斯坦生在中国，他既评不上教授，更评不上院士，起码，他发表的论文数量就达不到要求(尽管每一篇都震撼世界)。对比之下，即可看出我国怎么会有那么多味同嚼蜡的论文、东拼西凑的专著，怎么会催生一个庞大的论文“产业”。遗憾的是，大家对这种体制洞若观火却无动于衷，虽众所周知却视而不见。

　　严厉惩处学术不端、建立“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问责……我们扯着嗓子照喊，人家论文生意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