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学良身边的红色谍工：潘文郁衔命卧底“剿总”(3)
从容就义
潘文郁出事让黎天才很惊恐，潘文郁是他向张学良举荐的，自己又是机要组组长，潘文郁是自己手下.自然脱不了干系。潘文郁被限制自由后，想回家去看看，把境况告诉家人。他向黎天才请假，尽管事关重大，黎天才还是批准了。但黎天才多少有些担心，毕竟潘文郁是蒋介石要的人，如果潘文郁脱逃，他无法向张学良交代。
可是，潘文郁却准时回来了，这让黎天才很是感动。潘文郁理解黎天才的心思，对他说：“我不会跑的，我跑了让你承当，那不是人做的事！”
重返虎穴的潘文郁，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获准回家后，把事情告诉了妻子廖素丹和弟弟潘薪传，妻子和弟弟都劝他趁少帅不忍心加害于他的时候逃命。他摇摇头，表示自己不能跑。他抓紧最后的机会与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子团聚，当时他的大儿子三岁，小儿子刚满一岁。最后，他挥泪告别家人，嘱咐妻子，自己走后赶快带着儿子回湖南老家躲避，又与弟弟诀别后，他返回关押地张公馆。
黎天才把潘文郁按时返回以及所说的一番话汇报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更加敬佩潘文郁的气节与品德，当即提笔写了一封信，安慰潘文郁不要惊慌，安心在张公馆住着，他要尽最大的努力解救他。
在张学良的努力下，事情拖了近一个月，就在张学良看到曙光的时候，被捕的杨青林叛变了，他供出了潘文郁是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谍工，潘文郁曾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给中共。潘文郁的身份彻底暴露。
蒋介石这时也拍来电报，限令张学良立即处死潘文郁。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还寄希望于蒋介石开恩，他反而复电蒋介石请求宽恕潘文郁的罪行，他说，“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蒋介石不为所动，又接连打来几份电报，催促之外，还斥责张学良疏于防范和执法不严，并指定要由参谋长钱大钧亲自监刑。
张学良见潘文郁难以幸免，只得面见潘文郁说：“委员长发脾气了，他的脾气很厉害，我实在无法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
“死前，我想留下些想说的话。”潘文郁说。张学良惋惜地看着潘文郁，点头同意。潘文郁一夜未合眼，奋笔疾书到天亮。放下笔，他眺望家乡的方向——襄阳东津湾镇，那是坐落在汉江边上一座秀丽的小镇。此时，东方地平线的一轮红日正喷薄欲出。他长叹了一口气，少小离家闹革命，虽很少回去看家乡父老，却也没给家乡丢脸，只是，过早离开，所学和志向来不及再回馈家乡和革命事业了。
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3月3日黄昏，年仅29岁的潘文郁从容地走出张学良的官邸。据目击行刑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事后描述，潘赴刑场的时候非常从容、镇静，面不改色，把双手向后一背，示意刽子手捆绑。然后，他转身，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视死如归。
周恩来说：潘文都“有重大贡献而牺牲”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事后得知，逃回湖南老家的潘文郁的妻子廖素丹，得到丈夫被枪杀的噩耗后，大口吐血后昏厥。苏醒后，她不顾安危，连夜赶往武汉收尸。
因对处决潘文郁深感惋惜和不安，张学良没有出面，派副官接见了廖素丹。副官告诉廖素丹，潘文郁的尸首已被南京来人收去了。至于潘文郁的遗书，副官只字未提。副官按照张学良的意思，赠廖素丹一笔钱，让她回老家抚养儿女。
廖素丹含悲忍痛，拉扯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为了生计，她当过清洁工、保姆、店员、保管员和小学教员等，生活拮据时，她把家产，包括结婚时潘文郁送给她的纪念物都变卖了，苦撑到武汉解放，廖素丹被军管会安置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
廖素丹一面积极工作，一面给中央写信，说明丈夫潘文郁的情况，希望能追认潘文郁为烈士，告慰丈夫在天之灵。中共中央秘书室请廖素丹到当地政府申请烈士家属待遇。廖素丹随后被调到湖北省保育院托儿所工作，两个儿子也作为革命烈士的子弟参了军。潘文郁的弟弟潘薪传也有了一份工作。
“文革”期间，潘文郁的亲属被扣上“叛徒”家属的帽子，廖素丹在部队的两个儿子被勒令转业，弟弟潘薪传被红卫兵反复逼问拷打，一怒投江自杀。身心交瘁的廖素丹终未能熬过来，病逝于1976年。
结束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吴成方希望上级搞清楚“北京特科”以及潘文郁的情况。公安部史料征集办公室牵头，北京市公安局历时7年，终于查清了潘文郁不为人知的壮烈经历。1988年5月30日，在潘文郁牺牲53年后，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曾是北京特科成员的杨宪珍闻讯很高兴，特意给薄一波写信告知。薄一波在杨宪珍的信上写道：“看了你的信，我很高兴，潘文郁同志情况，早在‘文革’前，一次与周总理谈话中，就得知潘出去后即赴武汉我情报机关工作，且有重大贡献而牺牲了�！�
如今，潘文郁的两个儿子潘湘生、潘平生都已是儿孙绕膝，在家乡武汉颐养天年。但有一点让他们遗憾和惭愧：由于父亲牺牲得早，没给幼小的他们留下形象记忆，后虽经多年努力也没能寻找到父亲的遗照。至今，英雄父亲的容貌是他们根据父亲的壮举，结合母亲的描述和自己的容颜在脑子里勾勒的：年轻英俊，才华横溢，果敢沉稳，气宇不凡。
尽管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和当年的条件，限制了潘文郁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随意留下影像，但笔者还是费尽心思寻找潘文郁的图像资料。2009年10月，香港凤凰卫视在制作《潜伏》之《北京特科》专题片时，也曾与笔者携手寻找潘文郁的照片，甚至，连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都想到了，但最终仍未能如愿。
一个永远的遗憾。
穆玉敏《档案春秋》2010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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