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丈夫习仲勋相伴58年 齐心：这辈子无比幸福
与丈夫习仲勋相伴58年 齐心：这辈子无比幸福
口述/齐心
记录/虹霓
几年来，我曾接到过一些报刊编辑同志的约稿信，希望我能撰写有关仲勋同志的文章。怎么说呢，对于宣传报道我所持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谨慎的，一来，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所尽的党员义务和责任；二来，仲勋同志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总之，基于多种原因吧，我一直没有如约付稿。1998年7月在编辑同志的再三催促下，我终于还是心允了。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我和仲勋相伴58年(1944年4月——2002年5月)，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尽管我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在那些可数的时日里，值得回忆的往事依然很多很多……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学习习仲勋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我们这些从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学逐渐有所觉悟。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工作，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滨是总支委员，书记是何仁仲。由于党总支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学校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了两起案件——“贴黑头贴子”(写恐吓信贴在校内墙上)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后来听白炳书同志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同志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同志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同志，他正从杨滨同志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首长，还在蹦蹦跳跳的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草木皆兵，逼供信、假坦白的云雾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对此，地委书记习仲勋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地委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亲自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心里正为之苦闷。这次谈话，仲勋同志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为了安定民心，挽回党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影响，仲勋同志把学生家长邀请到绥师，安排他们住下来，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绥师从此成为边区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坚强阵地，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全地区的运动。绥德地区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运动中，�；ち舜笈耐饫粗斗肿痈刹�，只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他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庇氪送贝虻绫ǜ醒牒臀鞅本�，建议立即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逼供信、假坦白成风的形势下，仲勋冒着风险提醒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是多么及时和难能可贵��！他还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大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仲勋也经常给我做书面指示，使我能够及时了解到整个运动的部署情况。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学习和工作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虽然不是个别接触，但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亲眼看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风度。甚至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党组织也让我参加，使我深切体会到他敢于冒风险、实事求是、敢于纠偏，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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