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后来这首歌还跟着嫦娥一号上了天,是不是觉得有点无心插柳的感觉?

　　李海鹰:那也是他们选的,当时是国防科工委选出来,带到天上去的,他们通知过我,但也就是通知,我自己并没有对此进行过任何努力。

　　如今香港流行音乐没有当年在内地那么红火,很大原因也在于如今内地人的眼界也开阔了,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之一。在眼界开阔了之后,面对香港的那些流行元素,我们自然不容易像刚开始接触时那么兴奋,毕竟现在大家的选择都很多了。

　　记者: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其实香港方面一直对内地流行音乐有着很大的影响,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甚至还出现过四大天王在人民大会堂同台唱歌的壮观景象。但进入新世纪之后,香港流行音乐对内地的影响看起来正在减弱,甚至现在香港歌手的专集,也几乎必备普通话版了。

　　李海鹰:香港流行音乐的问题其实很复杂。整个香港的繁荣,都与大陆息息相关。不管是转口贸易,还是它的经济对整个珠三角地区的辐射,都可以算做一体化基础上的真正共同繁荣。香港的流行文化也是,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吸收外来元素到自己引领地区流行趋势。内地之前对香港的趋之若鹜,也跟当年香港向西方、向日韩学习流行一样。如今香港流行音乐没有当年在内地那么红火,很大原因也在于如今内地人的眼界也开阔了,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之一。在眼界开阔了之后,面对香港的那些流行元素,我们自然不容易像刚开始接触时那么兴奋,毕竟现在大家的选择都很多了。

　　流行文化这种东西不像法典那么至高无上,也没那么严谨,更不需要太过认真地去总结一套理论,进行研究。流行文化就是这样,该自然沉淀的,就会自然沉淀下来,过了很多年之后,变成经典。像《弯弯的月亮》之类的歌曲就是。这种东西,应该是古今如一的。因为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像《阳关三叠》这些名家诗词,其实在古代它就是流行歌曲。有人告诉我,他们考证当年的阳关城,真是在城西就有那么一排酒楼,唐代酒楼就有唱曲儿的,估计在那里唱的歌,《阳关三叠》自然免不了,那时就是这样的风俗。

　　流行文化的发展则要更多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主导。就像流行音乐,它和古典音乐,和“文革”及在那之前的歌颂音乐都不相同的是,流行音乐唯一的评判标准,是公众是否喜欢,听起来很民主的样子,但也很现实。

　　记者:来之前我把您这几十年来的代表歌曲又翻听了一遍,感觉您这些年来创作的歌曲,都有点曲风偏软,这是不是跟您生活在南方有关?因为我们听香港流行音乐,也很少能听到那些比较硬朗、比较铿锵的歌曲,当然,摇滚除外。

　　李海鹰:1994年时,曾经召开过南北流行音乐人的一个研讨会。但就我个人而言,并不认同这种地域性的划分。我承认我的歌大多都是走偏轻柔的路子,但我觉得这更多是与作者自身有关,而单纯地根据地域划分南派北派,并不科学。因为流行音乐属于文化的范畴,中国的文化,又有着悠久的历史,就算中央集权开始,也有2000多年了。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都是从中央辐射开的。就算你说南方、说广东,广东这几千年来同样是在中央统治下的,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制度,所以,就算划分也只能是分个人。

　　不过,如果真要说南派,我觉得广东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虽然一直处于中央的统治范围之内,但自古以来始终被中央认为是“蛮夷之地”,处于“化外”,中央对它的要求也不高,接受统治就行,所谓的“教化”程度并没有那么深,对所谓文化正统的观念也没有那么深。这样的先决条件也就决定了广东在接受新鲜事物方面没有内地其他原来文化中心圈的那些地方那么多障碍。接受新思想、新思潮比较容易———包括我们自己,谁都不会把广东当作是中国的中心。所以,你看清朝末年,同盟会辛亥革命也好、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也好,都是从广东起步,因为他们容易接受这些思想。不过,广东人接受了新思想,要想再进一步地发展,就必须进京,打入文化核心层,让文化中心的人也接受。所以你看当年康有为要实施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进京,革命也必须北伐,打到北京才行。

　　所以,前段时间广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我觉得想法很好,我非常支持。因为广东的文化思想本来就领先,而因为经济建设领先全国,文化硬件配套建设得也不错,如今在软件上也开始下功夫,自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这种建设不能偏,广交、广芭这些团队应该有,但这些得搞出一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东西。而流行文化在广东本来就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流行文化的发展则要更多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主导。就像流行音乐,它和古典音乐,和文革及在那之前的歌颂音乐都不相同的是,流行音乐唯一的评判标准,是公众是否喜欢,听起来很民主的样子,但也很现实。

　　我做的是音乐,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库中寻找,在精神方面去寻找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记者:进入新世纪之后,您的创作似乎又开始转移方向了,近年来以影视作品的音乐居多,为什么呢?

　　李海鹰:其实从《七子之歌》以后,我的主要精力就已经投放到影视方面的音乐上了。因为我不是很想做实验性的音乐,不想做只被专家们认可的东西,我喜欢做让大众认可的东西。这也算是我自己的方式吧,因为在我看来,古典和流行,没界限。不管什么时候,人们对于比较有特点、有张力、大型的、精致的作品,都会有一定的期待,这也是我的目标和方向了。

　　记者:搞了这么多年的流行音乐创作,也出了如此多的精品,您应该也算得上是广东流行音乐界的翘楚了。就您看来,您的创作之路对后来的广东流行音乐界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您的创作风格,导致了整个广东流行音乐界的风格变成了现在这样相对集中?

　　李海鹰: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流行音乐创作,属于古典音乐+民族音乐的模式,如果说对我有影响的流行音乐人,我不能不说,当年的邓丽君的确算一个。但流行文化属于大众文化,不能说是由一个人来进行引领或者影响。它是由很多人、很多歌、很多创作人共同制造出来的。而且,广东的特色就在于,它在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思想方面引领全国风气之先,这也就决定了广东的创作人不可能只接受一种单一的模式和风格的熏陶,更无从谈起让某一人统领谁。我唯一认可的,是自己的创作人身份。而创作人的工作,只是去做,文化创作的事是个人的,但不是主观的。所谓的引领一时风气之类的,只能是后人来进行总结。

　　不光是人,我觉得作品也一样。一部文化作品,该有多大的影响力,就会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不是行政上的干预就能起作用的。你看,曹雪芹就不用去想什么领导方面的问题,他的作品开始是禁书,但在现在来看,不照样是经典?而创作者则不应该在作品一出来就急着去关心它的社会反馈,得沉下心来,制作一些有价值的、有思考的东西,走自己独特的路,一个创作者得耐得住寂寞。我觉得作为作者,就该写点自己的东西,你又不是搞行政的,总想那些奖做什么?

　　记者:从现在看来,您的这些歌曲,曲风实在多样,但您给人留下的经典作品,在您说来可都是“灵感之作”,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么多年支撑您的“灵感”的源头是什么呢?毕竟很多音乐人,在写完其中一些的优秀歌曲之后,创作能力便开始减弱了。

　　李海鹰:要说源头……还得算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我研究传统文化,不是上下五千年一起看,我是从古代吸取营养,然后作用于现代。我觉得,1842年之后,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就开始变了,到胡适,“五四”之后又变了。我觉得自从“五四”之后中国就一直没有好的、可以算得上是流行作品的东西出现。所以我看的一般都是祖宗的文化,看1842年之前的东西。但我研究这些,不是单纯地去做研究,或者说将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像我也看戏剧,但并不是想把昆曲保留并发扬光大。我做的是音乐,是流行音乐,所以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库中去寻找,在精神方面去寻找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从元明清的剧本,到古代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看起来,很多东西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战乱和动荡环境下产生的东西,不会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基础。所以,我之前说《弯弯的月亮》时大家都在寻根,都在回望,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根,那就是我们无比深厚的传统文化。

　　而且,如果说吸收,我认为更应该吸收它最根本的东西。在我看来就算是传统文化,其中太多具体的东西也都有它的高峰和低谷。像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高峰。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有人把它玩到头了,让后人只能望其项背,无法超越了。但这些东西里,又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就像《红楼梦》里也有诗歌,但我们任何人都不会说,《红楼梦》里的诗歌超越了所有唐诗。我想,我要吸收的就是这些一脉相承的东西。记者郑照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