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举办过一届我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当时几乎全国的音乐人都在支持我。那次是在北京搞的,当时很多广东音乐人,都专程飞到北京去,买票进场来支持我,而北京的那些搞流行音乐的,也都在后台出口处站着,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姿态,一种表态支持的方式。

　　刘老师当时往那里一坐,一抬手,一开始,然后到了中间的部分,总之一首曲子下来,下面观众一共鼓了六次掌———连刘诗昆老师自己都乐了,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搞得他自己也很兴奋。

　　记者:好像那场演唱会刘诗昆老师也去了吧?这在当时似乎也是流行音乐界的一大创举,让一向演奏严肃的古典音乐的钢琴家现场演奏流行音乐,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海鹰:其实那次音乐会不是刘诗昆老师第一次在现场弹这支曲子。因为我认识他,就是在一场电视台办的宴会上看到他弹这曲子的。后来我要办个人音乐会了,突然想起这件事,就给那家电视台打了个电话,他们台长挺支持我,就给了我刘诗昆的电话,打过去,问他是否愿意在这个场合弹,他就来了。结果谁也没想到会有那么轰动。刘老师当时往那里一坐,一抬手,一开始,然后到了中间的部分,总之一首曲子下来,下面观众一共鼓了六次掌———连刘诗昆老师自己都乐了,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搞得他自己也很兴奋。

　　那次个人音乐会,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最值得说的一点,就是它的现场感。那次是一个完整的现场音乐会,真演奏、真唱。这比“真唱运动”早很多。在我看来,音乐的本质就是现场演奏和现场的演唱,就像体育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在赛前,你只能知道谁是热门,但你永远都不会事先知道,刘翔在比赛前是否会退赛。现场版的音乐最大的魅力也在于此,每个人、每一次的发挥都不相同,你不知道下一秒谁会出现意外。但流行歌坛就是这样,很多人为了稳定,宁可假唱。

　　记者:在今年,您又举办了一次个人音乐会,相比于1994年的那次,您觉得这次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李海鹰:我觉得,这两次个人音乐会,都是一种记录。不光是对我,对很多和我同一个时代成长起来的音乐人来说,都是一个记录。事实上我们那一代音乐人,不管是写歌的还是唱歌的,岁数也都不小了,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以后是没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我这两场个人音乐会,对很多歌手应该也都是一种一辈子的纪念吧。这次音乐会让我同样感动的是,在中国这30年来流行音乐界的许多歌手同样都来了,而且都坐在台下看着,这在现在的流行音乐界,已经很难了。

　　这次的音乐会,比上一次最大的特色在于:这次居然出动了交响乐团———流行歌曲用交响乐团来伴奏,难道不值得这些音乐人留下记忆么?

　　第三个十年:

　　寻找文化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为了写《七子之歌》,我专门到外面去买闻一多全集,但从头翻到尾,也没有翻出来这首诗在哪里。后来我就想试一下,因为我的故乡中山与澳门隔得并不远,就运用了一些家乡的歌谣的感觉进去。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澳门人都很喜欢这首歌。

　　记者:在1994-1995年那段整个中国的流行音乐辉煌期之后,很多音乐人选择了沉寂,但您似乎既没有选择蛰伏等待下一次的高峰到来,同样也没选择继续创作同类型的歌曲。您的道路有些奇特,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又听到了另外一首您堪称标杆性的作品:《七子之歌》。听说这首歌也是您的“灵感”之作?

　　李海鹰:这首歌的渊源也有些奇特。当时是央视要拍一个纪录片,叫《澳门岁月》,为澳门回归做准备的。当时他们邀请我给这个节目做几首歌,这个歌词是他们找来的,说是闻一多写的,关于澳门的一首诗。后来我想看看这诗的前因后果,看看闻一多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于是就到外面去买闻一多全集,但从头翻到尾,也没有翻出来这首诗在哪里。后来我就想试一下,因为我的故乡中山与澳门隔得并不远,就运用了一些家乡的歌谣感觉进去。当时根本没想过什么国家任务,但后来这首歌很受欢迎,结果被确定为唯一的主题歌曲,这些其实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澳门人都很喜欢这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