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21日电 《中华工商时报》今天刊文指出，今年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的基本论调让人乐观。但令很多人不解的就是，货币政策中某些手段很明显是有过度使用的嫌疑，比如准备金率的调整，而另一些该用的手段如加息却被搁置。

　　日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深圳召开的一个论坛上说，加息在中国总是能遇到“太多的阻碍”，总有“国有大企业、证券公司和某些部门等等，相关利益人都联合起来反对加息”。

　　文章指出，准备金率的连续三次上调，一般老百姓以及很多投资者都没感觉到太大影响。原因显而易见：仅从银行间基础货币的角度进行调节虽然能避免有可能的震荡，但在流动性普遍泛滥和投资居高不下的时候，其作用实在有限。

　　而利率调整，也就是通俗而言的加息，则应该是更为理性的调节手段。

　　文章强调，如果不通过上调利率提高资金价格和信贷成本，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冲动就难以得到根本遏制。从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通货膨胀压力仍存，因此，通过利率手段应该是最为有效的。

　　文章提到，美联储历史上最有贡献的人是前任主席格林斯潘。他的特点就在于，能随时通过相机抉择手段，在第一时间用加息手段来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过热有苗头时就调整利率进行调控，而非等到真正过热时才调，辅助的则是公开市场操作，至于准备金率，是非常少用的。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在中国，由于出资人缺位，很多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很低。但是，这种情况仅仅是理论层面而已，正如樊纲所言，正是“国有大企业、证券公司和某些部门”是加息的利益攸关者，从而利用自身影响力反对央行进行的利率干预。

　　文章最后指出，可见，利率变化必然造成资金成本改变，这普遍适用于所有性质的投资，并非某些人坐在书屋里以国有“非公”进行区别。而有些国有企业，或经济管理部门，有时却成为了社会总成本的麻烦制造者。(张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