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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韩国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崛起，东方和西方的接触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频密度。然而，众所周知，东西方之间一直存在着基本的文化差异及不同的信仰和原则，因此两方关系一直以来也就很微妙，时好时坏。
更加令人困惑的是，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文化究竟为什么会根本不同，学者自古以来都没有确切的理论。
一百多年以来，西方心理学家的学术研究都在假设，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世上每个人的思维都是由同一套认知程序(cognitive processes)操控的。
直到近几年来，研究才逐渐显示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感官意识(consciousness)和感知世界(perception)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以致文化心理学和文化社会学日渐受到重视。
换言之，东方和西方的鸿沟不仅限于一般的文化差异，比如称呼某人的方式、餐桌上使用餐具的方式，抑或是长辈和小辈之间的关系；而其实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普遍且根本地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观中、逻辑思维中，甚至我们的意识中。
西方重解析 东方看整体
日本庆应大学心理学研究人员几年前就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让日本人和美国人分别观察了一些木制的金字塔状物体，并告诉他们，这些物体名叫“daxes”。
接着，两组人也看了两盘东西：一盘盛的是其他形状的木物体，另一盘盛的是其他材料制成的金字塔状物体。
当被问及哪个盘子里有更多“daxes”时，美国人也不管物体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便指向了金字塔状物体。日本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不考虑形状，指向了盛有木制物体的盘子。
研究人员认为，实验结果显示了人们在感知世界时的基本差异。美国人感知的世界由不同形状的物体组成，因此由“解析思维”(analytic mind)主导。而日本人感知的世界由相关物质组成，因此由“整体思维”(holistic mind)主导。
简单来说，西方人大多关注具体问题和细节；东方人则主要从整体结构思考问题。换句话说，西方人看到的世界是直的平行线，而东方人看到的世界是圆的。
这观点看似老掉牙，但如今，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教授(Richard Nisbett)指出，这种差异还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看待周遭世界的方式。
由尼斯贝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比较了中美学生在观察图片时的眼睛转动。这些图片由物体和特定背景组成(例如草原里的一头狮子)。心理学家发现，美国学生专注于中心物体(狮子)，而中国学生花更多时间观察背景(草原)，透过环境看物体。
另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让这两组学生观察并形容印有池塘和鱼的照片，结果美国学生多是把注意力放在池塘里的鱼上。
比如，美国学生会说：“看起来有一条鱼正游向右边。”而东亚学生则倾向于关注池塘周围的情况，他们会说：“有一个湖或池塘”。
东亚社会有固定角色关系
心理学家解释：“东亚人生活在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有固定的角色关系。因此，关注背景对有效的职能运作非常重要。相比之下，西方人生活的社会约束较少，强调独立性，他们可以较少关注环境�！�
而观察世界策略的不同，也延伸到更抽象的领域，例如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斯坦福大学的迈克·莫里斯(Michael Morris)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彭凯平，对中英文报章上的犯罪报道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发现，英文报道往往关注罪犯的个性特点；中文报章的报道则强调背景，例如罪犯的出身与人际关系等等。
根据尼斯贝教授的说法，由于受到“解析思维”的主导，这种对个性特点而非背景的强调，会让西方人更容易犯下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这意味着，如果犯下这种错误，焦虑的面试者就会被认为天生紧张，所以不适合压力太大的职位。又如，当销售代表的业绩不理想时，销售经理倾向于将其归因于下属的懒惰而不是客观外界条件的影响。
尼斯贝教授的研究因此显示，东方人因“整体思维”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犯下“基本归因错误”的几率较低。
其实，尼斯贝教授等人的研究显示，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
这也反映了西方人痛恨矛盾，东方人则认为矛盾有价值。这差异似乎有其深层根源：西方社会逻辑学的传统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曾明确指出不容许矛盾的存在，而东方哲学家如孔子和墨子则没有这样的看法。
无论如何，这些认知上基本差异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学者还在摸索当中。
全球化底下的新气象
当然，有人质疑尼斯贝教授的研究，也有人质问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居住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人就能笼统称之为西方人吗？居住在亚洲国家的人就是东方人？难道新加坡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之间就没有差异吗？等等。
但总的来说，一百年前的金科玉律打破了，近年这些研究成果的意义比想象中的还要深远。
许多曾经没有答案的问题也似乎找到了曙光。为什么中国人强于算术而弱于几何，而希腊人却恰恰相反？为什么西方人的婴儿学起名词来比动词要快，而东方人却截然不同？
现在，我们可以从根本上去分析，为什么东亚人了解不同形势和事件之间的关系，能力比西方人来得强许多？为什么西方国家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较有好感，而往往不赞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非西方国家，却刚好相反？
最耐人寻味的是，尼斯贝的研究也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解析思维”或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
一道文化上的鸿沟横亘在孔子的后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后学之间，然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认知过程本身的可塑性，慢慢消除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鸿沟？
尼斯贝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东西方日益增多的联系，很可能产生新的感知世界的方式，这会给两种文化都带来益处。我也在想，这会不会是新加坡教育部所说的“双文化”的根基呢？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蔡永伟）
